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界十分尊崇的美国学者，他所撰写的《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一书，曾经与英国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想》、美国的克拉克·克尔的《大学的功用》并列，被誉为阐述了不同历史阶段大学发展理念的“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弗莱克斯纳在书中所阐发的“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不能远离社会”等理念，得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界的高度认可，他对美、英、德等国大学教育鞭辟入里的批判性分析，无论是对“旧瓶装入了新酒，旧瓶也因此破裂”的柏林大学的推崇，还是对“巴斯德式”的“适可而止服务”的赞赏，或者对大学教育被稀释与“降准”的担忧，都被我国学人频繁引用、借鉴和发挥，为人们所理解、领悟，耳熟能详。然而，我注意到弗莱克斯纳关于大学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研究？”“什么不是教育研究？”的精辟见解，特别是他对“假研究”和“伪研究”的毫不留情的揭露与痛斥，多年来却未能像他阐述的其他真知灼见那样，得到中国高等教育界学人的应有重视。今天，一些著名大学学术不端乱象引发舆论界关注，如哈佛终身教授“心肌干细胞治疗”的系统造假，清华博士论文抄袭，“404论文”被曝光等等，终于引起高等教育研究界同仁的遽然警醒和深刻反思。我认为，要重现学术研究的“青山绿水”，要廓清高教研究的迷雾阴霾，我们需要重温弗莱克斯纳当年的谆谆告诫！
　　重视现代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是弗莱克斯纳“大学研究观”的第一层含义。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师、巨擘中，弗莱克斯纳是最看重现代大学科学研究的一位。他在《现代大学论》中坦诚直言：“我认为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物质世界的现象、社会世界的现象、美学世界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发现相关事物的关系。”对此，学界同仁一致认同，并无争议。
“解决问题”与“增进知识”并重，是弗莱克斯纳“大学研究观”的第二层含义。弗莱克斯纳指出：“研究和解决问题与增进知识——这两个短语是相互通用的——日益显著的重要性，在任何领域都是显而易见的。”弗莱克斯纳所云，其实就涉及当下有关研究的“问题导向”与“学科导向”之争。“研究、解决问题”与“增进知识”（发展学科）之间，谁先、谁后？孰轻孰重？弗莱克斯纳未作正面回答。但他认为“这两个短语是相互通用的”，其实隐含了二者是“一而二”又是“二而一”的关系。即“解决问题”引发的真正研究，必然有助于“增进知识”和发展学科；而旨在推动学科发展和知识增进的研究，也将会为“解决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和确定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因此，弗莱克斯纳毫不含糊地强调：“社会科学家必须从繁杂的事件中寻找材料，但作为科学家，他必须免受政策的压力，从科学的观点选择、研究和确定问题。”
　　研究真问题，反对假研究、伪研究，是弗莱克斯纳“大学研究观”最具现实针砭意义的见解。他对假研究和伪研究的无情剖析和辛辣嘲讽，首先指向研究方向与论题的选择。他认为必须是“从科学的观点选择、研究和确定问题”，必须是有科学价值或现实意义的真问题，而不是穿凿附会、莫名其妙的假问题、伪问题。他用大量的例证展现了30年代美国教育期刊“琐碎平淡的特点”，以及“高级学位论文涉及的主题”水平之低和“好像有意要吓跑理智一样”的莫名其妙！在列举了“读书姿势与课桌尺寸研究”“九年级男生前后状态测量研究量表”“秘书职责和品质分析”等堪称“奇葩”的研究论题后，弗莱克斯纳郑重其事地断言：“理智和学术与教育学院分道扬镳，这一点我并没有看错！”时隔八十多年，如果看到当下我国大学的一些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奇葩”题目，如“行长的面部宽高比影响银行绩效的路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体与战斗力关系的认识”“从《西游记》看中国古代微积分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市臭氧监测及分析中的应用”“论复调音乐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巴赫二声部创意曲BWV773为例”……不知弗莱克斯纳老先生该做何反应？是默然无语？抑或拍案而起？
　　研究方式不能代替创造性的思想，是弗莱克斯纳“大学研究观”最精彩的亮点。研究方法决不就是研究本身，研究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不能用时髦、流行的方式来替代批判性思考分析，不能用鸡毛蒜皮的罗列和数据图表来掩盖思想的贫乏与平庸。弗莱克斯纳断言；“科学的本质要求研究者要有一种思想，虽然他坚持这种思想的方式可以十分灵活。”他看重的是基于事实的思考和批判性分析。他确凿无误地且不厌其烦地强调：“收集信息——即使是精确的信息——不是研究。收集大量的描述性材料——在家政学、社会科学和教育学领域的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不是研究。未经分析和无法分析的资料，不管收集得多么巧妙，都不构成研究。报告不是研究；检查不是研究……有没有图表、曲线和百分比，这些也都不是研究……”弗莱克斯纳追根溯源，探求“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讨论“研究究竟由什么构成”。他认定，真正的研究，应当是“基于实验与观察的思考”，应当是在归纳和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得出“创造性的思想”！他质疑“通过问卷调查进行的所谓‘研究’的质量”，而且认为“问卷不是一种科学的工作，它只是一种廉价、方便和快速获取信息资料或非信息资料的方法”；强调不仅在实验科学中问卷调查并不足取，而且“在教育学、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里它也同样没有价值”。因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研究者”绝不会向两个人问同样的问题；而且，“同样的问题对不同的人决不可能有同样的意义”。
　　我之所以用相当的篇幅转述弗莱克斯纳的相关论述，一方面在于他的观点是如此犀利、精辟，给人以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之感；另一方面是他多年前痛斥和嘲讽的假研究和伪研究，在今日中国不仅没有绝迹，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打着大数据时代学术研究“现代化”、“科学化”的旗号，大有卷土重来、甚嚣尘上之势。因为在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看来，论文的发表是第一位的，而论文能否发表，能否“唬住编辑”，关键不是基于实验或事实的分析发现了什么，而是用了多少复杂的计算公式、得出了多么漂亮的“结构方程模型”！身处大数据时代，百分比、曲线图、“聚类分析”等等，就成了研究方法现代化和科学性的标志。那位被称为“404教授”的南大梁某，之所以能够凭借一系列SSCI论文成功上位，不就是因为深谙论文发表套路，专投期刊编辑所好，要数据给数据，要图表有图表，要曲线有曲线，要公式给公式，至于研究得出的新的发现和“创造性思想”，对不起，不是“暂付阙如”，就是“不知所云”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中国高教研究界的学人之所以需要重温弗莱克斯纳八十多年前奠定的“大学研究观”，就是因为假研究、伪研究依然盛行于世，就是因为大学研究界“得鱼而忘筌”者不多，而“买椟还珠”者甚众！
　　其实说到底，还是要追问高等教育研究的初心何在？本意何在？英国学者马尔科姆·泰特所撰写的《高等教育研究进展与方法》一书，揭示人们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不外四个动机：其一是“高等教育活动自身需要研究”；其二为“源于研究兴趣”；其三旨在“获得‘资质’（credit）”；其四看重“研究成果的发表”。今天，当我们讨论高等教育研究的现实使命与学术生态问题时，我们不得不寻根溯源，反思、检讨一下高等教育研究的本意是什么？是要研究和解决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探索变革的思路与策略？还是纯粹“源于研究兴趣”和“学术情怀”？或者，是为了获得某种“资质”？是为了获得晋升、发展的资本？追问研究的本意，研究的目的，有助于我们廓清迷雾，凝聚焦点，有助于回归研究之道，进行真正科学的有价值的研究，杜绝假、伪研究的产生。
　　龚放，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原文刊载于《高教发展与评估》2019年第1期